那么，植物受到了什么威脅，使之處于不安全的境地？植物安全與人的安全之間又是怎樣的關系？目前多數人理解的植物保護（防治病蟲草害）能保障植物的安全嗎？

　　我們先來看植物在哪里？

　　植物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未受人類破壞的天然林里，一部分在人類聚居地（包括建成區和鄉鎮村）里面的人工群落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導致的城區擴張和對森林的掠奪性開采，使得天然林急劇萎縮，野生高等植物瀕危比例達15%至20%（5000種至7000種）。

　　據《中國自然觀察2016》報道：2000年中國有178萬平方公里的森林；到了2014年，有6.6萬平方公里變成“非森林”，1085個瀕危物種中，有738個情況變差。而人工群落里的植物由于原有地形、植被的破壞，處于生物多樣性單調、營養狀況不良等惡劣環境之中。植物生長勢的孱弱導致病蟲草害頻發，植保人員被動應付、疲于奔命，狼狽不堪……

　　在各類植保論壇上，我們曾經秉持著大植保的理念，探討過健康植物與健康園林、古樹大樹的安全評估（狹義的植物安全）、昆明植物凍害與植物準入制度等問題。

　　今天，筆者想討論一下從植物安全到植物健康的種種問題。如植物布局———綠地率和市域綠地系統規劃與植物安全；建成區人工群落的植物選擇與植物安全；植物所處的立地環境———土壤環境和空氣環境與植物安全；人工群落的植物配置———植物之間的搭配和植物利用形式與植物安全；植物管理———管理模式、預測預報、防治模式與植物安全等。

　　筆者認為，植物沒有安全就沒有健康，而植物不安全、不健康會威脅到人類居住環境的生態安全和人的健康。解決和保障植物的安全問題是園林植保的基石。

 

 

綠地率我們不陌生，但多在創建國家園林城市時才會檢查建成區的綠地率達不達標？其實，綠地率的意義并非僅是如此，它的高低反映或決定了該地域生態安全或生態質量。而這些，必然對這個地域的所有生物產生影響，包括人類。

　　筆者跟蹤了廣州各區綠地率與癌癥發病率、死亡率的關系。從上世紀的90年代到2014年，各區癌癥發病率高低與綠地率高低呈明顯負相關，癌癥發病率死亡率最高和最低相差兩倍。各種癌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均是綠地率低于10%的中心城區。

　　有人可能會質疑這種相關性，認為癌癥與工廠和尾氣污染有關。但是大家也許沒有意識到，建筑正是城市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且看建筑之九宗罪：建筑耗能占全球總能耗的50％，建筑耗費了全球50％的水資源和40％的原材料，建筑要對80%的農地減少負責，地球50％的空氣污染、42％的溫室氣體效應、50％的水污染、40％的固體廢物、50％的氟氯化物來自建筑物。

　　大量建筑不僅使市民受害，也使植物受到威脅，導致其生長勢的孱弱甚至死亡。那么，綠地到底需要多少才滿足起碼的生態安全，并與開發強度取得平衡呢？

　　筆者以為，綠地率可分為四個層次：市域綠地率、建成區綠地率、建設單元綠地率以及公共綠地中的綠地率。

　　在市域綠地系統規劃中，首先要確定兩大綠地率———市域綠地率和建成區綠地率，這是保障城市生態安全的基礎。至于建設單元和公共綠地的綠地率，雖有相關規范和條例，可惜不是強制性條文，實操中很難落實，這種情況也應該努力改變。

　　目前國家園林城市和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建成區綠地率標準分別為31%和35%，人均公園面積最高的一檔才13.5平方米（生態園林城市人均建設用地大于100平方米），這些標準普遍偏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推薦，“國際大都市人均綠地面積為40平方米至60平方米，人均公園綠地面積20平方米為健康城市。”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城市市域綠地率應在60%至70%以上（據不完全統計，深圳、廣州、北京、珠海的市域綠地率在65%至80%之間），建成區綠地率應在50%左右，才能有效地進行“生態修復”，使人類聚居地環境對人類和植物的威脅降到最低限度。

　　遺憾的是，在目前國家的建設用地標準之下，綠地率不受重視，在規劃設計和建設環節幾乎無法落實；建成區的建筑用地和綠地的矛盾難以調和。

 

其實，綠地率只是一個可以被分解的、體現綠地均勻分布的數量指標，我們還應該注重綠地布局的質量———一個有利于地區生態安全格局的綠色生態網絡系統。

　　這個系統應該以足夠寬度的線性綠廊為主體，連接城市公園、郊野公園、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等塊狀綠地空間，以限制城市組團的無序擴張，從整體上維護市域的生態環境和生態安全。

　　全球氣候變暖，火爐城市越來越多，用綠地為城市降溫已成為共識。除了綠地率，還需要考慮如何利用市域地形、季風向和頻率、熱島與冷湖的相交形態，以及綠廊導風等因素，加快建成區熱量和廢氣的散逸。

　　生物多樣性也是維護綠地系統中生態安全的重要指標。對于園林植保來說，需要考慮利用大型塊狀綠地與線性的生態廊道的連接，去保護天敵的棲息地與遷徙路徑，利用自然平衡的力量調控有害生物對園林的威脅。

　　北京園科院在“健康綠道植物景觀多樣性與生態功能提升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項目中研究了不同寬度綠帶的生態效益，發現綠帶寬度在32米以下時，產生溫濕調節效益、負離子數量等均不明顯；綠帶寬度在32米至38米及以上時（綠化覆蓋率大于80%），可獲得較好的溫濕效益和較高的負離子濃度。因此筆者建議，城市組團內的生態廊道寬度應不低于50米，組團間的生態廊道（生態隔離帶）寬度不少于1公里，才能較好地保障這個綠色生態網絡有較高的基礎質量。

 

園林人常有機會參與很多新城規劃、新區規劃、新農村規劃以及綠地、公園規劃等。在這些規劃中，我們對原有的文脈和綠脈、山川河流、地形地貌和植被有沒有盡心保護？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三通一平，挖了再說？原有地形地貌和植被一旦破壞，要恢復至少要百年以上。因此，我們要學會因地制宜，依山就勢，保護原生態。

　　具體怎么做？就是貫徹“不動土、少動土、最少土方量”規劃設計原則。一旦動土，生態良好的基礎———表土就沒有了，表土上的植被就更不用說了。非動不可的建設用地，也應該實施表土層、耕作層剝離再利用的原則。

　　還有挖湖堆山，是中國古典園林的一種傳統手法。在一些適當的地域，小尺度、小規模地偶爾為之，本無可厚非。但如今有些人打著“生態優先、營造生態濕地”的大旗，要么不挖，要挖就是幾平方公里的大湖，為濕地周邊房地產業鳴鑼開道。

 

在市域綠地和建成區綠地的規劃中，我們常高舉“以人為本”的大旗，把各種園道和人類活動區規劃進綜合性公園、郊野公園、森林公園的大山深處，甚至把綠道的慢行道放到山脊頂部分水嶺上。我們忘記了對大自然來說，人的進入就是對原生態的破壞，對動植物的干擾。植保人都知道，對植物安全而言，保護天敵的棲息地極其重要。

　　因此，我們應向自然保護區學習，在面積較大（大于10公頃）的塊狀綠地———綜合性公園、郊野公園、森林公園設立無人區（可稱為“核心保護區”或“天敵保護區”），在大型水體濕地設置無人島（鳥島）。這些區域不對游客開放，不設置人為游憩設施，以維持天生天養的自然狀態。讓植物保護的最佳拍檔———有害生物的各種天敵（特別是鳥類）在無人干預的環境下棲息繁衍。呼和浩特南湖濕地公園設置了占公園總面積三分之一的保護區，為動植物生存繁衍提供了不受人類干擾的天然樂園，當為范例。

 

如果植物選擇錯了，違反了“適地適樹”的原則，大搞“南樹北移”、“北樹南移”或“千里調苗”，就等于把植物置于危險的境地。這樣做，輕則植物半死不活，了無生氣，生長勢孱弱，病蟲害頻發；重則長期枯枝枯梢，極端天氣下一命嗚呼。

　　近年來，一些城市因為植物選擇不當而造成巨大損失的背景底下，開始組織編制本地區的園林植物推薦名錄，作為植物準入制度的雛形或基礎，也算是“亡羊補牢”，值得稱贊。

　　植物選擇主要是針對建成區人工群落而言。郊野公園、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的植物應盡可能保留原有自然植被，不加或少加人工干預，讓大自然調控植物的發展與消亡，千萬別人為地做例如“林分改造”、打造“生態景觀林帶”、“營造近自然群落”等吃力不討好的蠢事。

 

本地樹種或鄉土樹種無疑是建成區人工群落的植物配置的首選。這些植物具有對本地風土氣候適應性強，極端天氣之下損失最小，安全系數最高。

　　那么什么是本地植物呢？林業行業標準（LY/T 1589-2000）對本地樹種有一個非常簡單明了的定義：鄉土樹種（indigenous trees species）———本地區有天然分布的樹種。

　　遺憾的是，在《城市園林綠化評價標準GB/T50563-2010》這個國標里面，對本地植物卻作出了如此解釋：“2.0.6本地植物（nativeplants）也稱鄉土植物，指本地區原有天然分布或長期生長于本地、適應本地自然條件并融入本地自然生態系統的植物。”

　　我們不禁要問：長期是多少年？適應和融入的標準是什么？誰來評價鑒定這些外來種如何變成本地植物？

　　總而言之，這個解釋模糊了本地和外來植物的區別！所有外來植物都可以在這個條文之下堂而皇之地變成本地植物。在實踐中就有可能因為這個含混不清的標準而造成巨大損失！

　　因此，我們必須明確界定什么是本地樹種，并將它們作為本地區植物推薦名錄的主體，將外來植物指數嚴格限定在0.1（即不能超過10%的比例）以內。只有在植物選擇上通過植物準入制度嚴格把關，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建成區人工群落的植物安全。

 

嚴格限定本地植物以后，我們還要注意的是以本地育苗或本氣候帶育苗為主，不要隨便千里調苗，跨區（植物的耐寒性分區）調苗。

　　因為外地育苗，特別是南苗北引，育苗地和定植地的風土氣候差異較大，就有可能出問題。

　　如香樟在華東北部屬邊緣樹種，如果把廣東或湖南的香樟樹苗，調運到杭州或以北種植，其耐寒性肯定不如杭州本地育苗的香樟，極端天氣之下就容易受到凍害。

　　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對苗木生產的本地育苗也有要求：“生產綠地占建成區面積比率≥2%。”這些生產綠地要求都在建成區內可能不現實，很多城市近年將建成區的苗圃、花圃改為公園，如著名的杭州花圃，廣州的東郊苗圃、陳田苗圃等。

　　但是，這些生產綠地至少應限制在市域范圍內。市域外調苗應該限定在植物耐寒性分區的范圍內，這些限制可以列入本地區的植物準入制度之中，通過對購苗區域的限制來保障植物的安全。

 

我們還要對育苗方式進行限定，因為目前的一些育苗修剪的方式給樹木以后的生長造成安全隱患。

　　砍頭截干，利用樹干萌條形成人為樹冠的育苗方式是值得商榷的，特別是在直徑超過5厘米的主干上進行這樣的作業。這些干萌條“頭重腳輕根底淺”，截干時的直徑越大形成的干萌條（容易折斷劈裂）就越危險。

　　首先不能放任非法的濫挖濫移，把森林和鄉村的天然大樹，以及砍頭樹、殘廢樹搬到城里。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只要最大的業主———政府的公共綠化工程禁止使用這些非法苗木，這股濫挖濫移的歪風才有可能剎住。

　　苗圃里大樹的育苗方式，應該逐步淘汰截頭定干的落后方式，向原冠苗的育苗方式轉變。這就需要向國際樹木學會（ISA）的苗木標準看齊，疏枝為主，少用或不用短截，保障樹冠枝條的完整與安全。

　　另一方面是保護根系的完整和分布均勻，這對于樹木定植以后形成良好的抗風能力尤為重要。

　　我們要在整個育苗過程中想方設法保護主根和不出現盤根現象。如用容器栽培時，每級容器栽培時間控制在3個月至6個月，使樹木定植后根系能夠均勻分布，固著能力和抗風能力較強，最大限度地降低風害對植物的威脅。

 

建成區的人工群落所處環境復雜多變，不同的地域或環境需要選擇合適的植物，才能保障植物的安全。

　　抗污染植物 在有污染的廠區防護林，我們在加強污染的治理和減排的基礎上，可選擇合適的抗污染植物，使防護林帶能盡快發揮防護和隔離作用。

　　林蔭樹 林蔭道能為市民遮陰，為城市降溫。國家園林城市要求林蔭道推廣率要達到90%以上。上海市最近頒布的《林蔭道設計規程》更是將林蔭道的標準提升了一大步。要推廣林蔭道，行道樹的選擇就顯得更為重要。我們要選擇抗逆性強、生態幅較寬的冠大蔭濃的樹種為城市道路遮陰降溫。

　　天敵植物 為了利用自然的力量調控植物病蟲害，我們應該針對本地區常用植物主要病蟲害，有目的地選擇種植一些天敵植物———如招鳥植物、蜜源植物、棲境植物、誘集植物、儲蓄植物、指示植物、護衛植物等，讓天敵在環境舒適、食料豐富的環境中生生不息，成為植保人員的天然好幫手。

　　自然環境孕育出來的天敵比人工培育的天敵更加有效及降低防控成本，并更具有可持續性。

　　這方面的成功案例不少。如種植鳥類喜食果實、喜歡筑巢的植物，來提供鳥類食物來源和棲息樹；種植菊科的勝紅薊（捕食螨寄主植物）防治紅蜘蛛等螨類害蟲；種植萬壽菊抑制土壤線蟲；種植紅麻、蓖麻等蠐螬天敵———土蜂的蜜源植物有效控制蠐螬；蘋果園種植紫花苜蓿、夏至草等天敵蜜源植物可使葉螨和金紋細蛾的種群下降等。當然了，更多天敵與天敵植物還有待我們去發現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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